且介亭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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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我们还算是新的尝试，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见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曲曲折折地生长。
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
— 鲁迅《且介亭杂文》
因为在我们还算是新的尝试，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见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曲曲折折地生长。
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
— 鲁迅《且介亭杂文》
初中语文课上，大概是在学习《拿来主义》时，班主任华仔就很生动地用他的书法在黑板上给我们解释了何为「且介」，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中国的火
发现火的和善的燧人式被人忘却，而受着祭祀的却是火神，
赛会也只有火神的，燧人氏的却没有。倘有火灾，则被灾的和邻近的没有被灾的人们，都要祭火神，以表感谢之意。被了灾还要来表感谢之意，虽然未免有些出于意外，但若不祭，据说是第二回还会烧，所以还是感谢了的安全。
在「火」面前，只会一味地屈服。表面的光明背后可能也是残酷的肆掠践踏,
放火，是很可怕的，然而比起烧饭来，却也许更有趣。……若在中国，则无论查检怎样的历史，总寻不出烧饭和点灯的人们的列传来……然而秦始皇一烧书，至今还俨然做着名人
秦的末年就有着放火的名人项羽在，一烧阿房宫，便天下闻名
如果放火比先前放得大，那么，那人就也更加受尊敬，从远处看去，恰如救世主一样，而那火光，便令人以为是光明
中国的王道
中国也有过讴歌了元和清的人们，但那是感谢火神之类，并非连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证据。如果给与一个暗示，说是倘不讴歌，便将更加虐待，那么，即使加以或一程度的虐待，也还可以使人们来讴歌
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
孔子和孟子确曾大大的宣传过那王道，但先生们不但是周朝的臣民而已，并且周游历国，有所活动，所以恐怕是为了想做官也难说。说得好看一点，就是因为要“行道”，倘做了官，于行道就较为便当，而要做官，则不如称赞周朝之为便当的。
虽是那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当讨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非拖开不可
所以王道终究是没有过的，和仙道一样都是虚无缥缈的，
儒士和方士，是中国特产的名物。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儒士的便是王道。
中国的监狱
人们是的确由事实而从新省悟，而事情又由此发生变化的。
从“以代圣贤立言的文章取士”到“派留学生到西洋”，再到“开起学校”，然后因为“学生们年年大闹”，开始“大造监狱”，
从宋朝到清朝的末年，许多年间，专以代圣贤立言的“制艺”这一种烦难的文章取士，到得和法国打了败仗，这才省悟了这方法的错误。于是派留学生到西洋，开设兵器制造局，作为那改正的手段。省悟到这还不够，是在和日本打了败仗之后，这回是竭力开起学校来。于是学生们年年大闹了。从清朝倒掉，国民党掌握政权的时候起，才又省悟了这错误，作为那改正的手段的，是除了大造监狱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不同于旧式的监狱，新式特种监狱“反省院”对人的思想上实行教育，这种教育无疑是一种愚化，试图抹去从学校走出来的「开物前民」的新青年的一切锐气。
《答国际文学社问》
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
我看苏维埃文学，是大半因为想绍介给中国，而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
我在中国，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我单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奴才们，在中国正在用力学和化学的方法，还有电气机械，以拷问革命者，并且用飞机和炸弹以屠杀革命群众。
《〈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
因为在我们还算是新的尝试，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见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曲曲折折地生长。
《论“旧形式的采用”》
旧形式为什么只是“采用”——但耳耶先生却指为“为整个（!）旧艺术捧场”——就是为了新形式的探求。采取若干，和“整个”捧来是不同的，前进的艺术家不能有这思想（内容）
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宋的院画，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米点山水，则毫无用处。
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
《连环图画琐谈》
前一篇“旧形式”其实已经提及了连环画，这正是当时的潮流，
现在社会上的流行连环图画，即因为它有流行的可能，且有流行的必要，着眼于此，因而加以导引，正是前进的艺术家的正确的任务；为了大众，力求易懂，也正是前进的艺术家正确的努力。
这篇则更详细地讨论连环画，比如从不同尺寸的插画谈起，
古人“左图右史”，现在只剩下一句话，看不见真相了，宋元小说，有的是每页上图下说，却至今还有存留，就是所谓“出相”；明清以来，有卷头只画书中人物的，称为“绣像”。有画每回故事的，称为“全图”。
但民间另有一种《智灯难字》或《日用杂字》，是一字一像，两相对照，虽可看图，主意却在帮助识字的东西，略加变通，便是现在的《看图识字》
“连环图画”则说采“出相”与《智灯难字》两者的长处，用于启蒙，关键点则“必须能懂”，
能懂的图画，也可以仍然是艺术。
《儒术》
这篇文章以元遗山（元好问）疑为叛将崔立立碑颂德，以及与张德辉请元世祖为儒教大宗师的故事开始，其中第二件事“未免有些滑稽，但当时却似乎并无訾议”，
盖蠲除兵赋，“儒户”均沾利益，清议操之于士，利益既沾，虽已将“儒教”呈献，也不想再来开口了。
大概也可以套用那句经典的“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吧，“没有永远的儒教，只有永远的利益”。或许也可以说是“儒教”的软弱性，
这是“中国人才”们献教，卖经以来，“儒户”所食的佳果。虽不能为王者师，且次于吏者数等，而究亦胜于将门和平民者一等，“唱赞道引”，非“伏匿”者所敢望了。
然后鲁迅笔锋一转，转到当下，提到当时冯明权通过上海无线电播音讲《抱经堂勉学家训》，
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 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
反讽意味十足！
《看图识字》
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到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
脑海中这一幕印象还挺深刻的，但只是觉得好玩，并没有主动寻求答案
《拿来主义》
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所以写代码时，不要重复造轮子；做科研时，要多读文献，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隔膜》
这篇讨论清朝的文字狱，举了一个丝毫没有恶意的例子，冯起炎“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
这些文字狱的受害者，鲁迅觉得原因是因为“隔膜”，
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
清朝的开国之君是十分聪明的，他们虽然打定了这样的主意，嘴里却并不照样说，用的是中国的古训：“爱民如子”，“一视同仁”。一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这奥妙的，并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简单愚蠢的人们却上了当，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了。
《〈木刻纪程〉小引》
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但现在的新的木刻，却和这历史不相干。新的木刻，是受了欧洲的创作木刻的影响的。
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
这大概可以看成是“拿来主义”在《木刻纪程》上的应用吧。
《难行和不信》
举了为孩子们宣扬“孟宗哭竹”“王祥卧冰”“囊萤照读”“凿壁偷光”“十几岁突围请援，十四岁上阵杀敌的奇童”等难以实现，甚至胡编乱造的故事，“便是说教的人，恐怕自己也未必相信罢。”
不负责任的，不能照办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少；利己损人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更其少。
用今天的话说，这大概是在消耗政府的公信力。
《买〈小学大全〉记》
这本书是清朝的禁书，原因是作者尹嘉铨为父亲请谥。
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
被查发现他“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
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
这些禁书的价格被炒得很高，鲁迅推荐了清代几本较低廉的书籍，
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御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当然这种整理行为“决不及赏玩性灵文字的有趣，然而借此知道一点演成了现在的所谓性灵的历史，却也十分有益的。”
《韦素园墓记》
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
《忆韦素园君》
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
《忆刘半农君》
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答曹聚仁的信》
信中阐述了鲁迅对于大众语的若干意见
- 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 所以，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
- 普及拉丁化，要在大众自掌教育的时候。
- 在乡僻处启蒙的大众语，固然应该纯用方言，但一面仍然要改进。
- 至于已有大众语雏形的地方，我以为大可以依此为根据而加以改进，太僻的土语，是不必用的。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他观察到自己的孩子有时因为活泼而被误认为是日本孩子。
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却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
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
接着他引申到我们应该学习“洋气”中的优点，
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
《门外文谈》
这篇记录了鲁迅与邻居闲聊时谈到的古文话题，进而阐述了自己对大众语文的思考
- 字是什么人造的？一般学者说是仓颉；而《易经》则谨慎地说是“后世圣人”：“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 字是怎么来的？“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
- 写字就是画画？象形（“但有些事物是画不出，有些事物是画不来”）、谐声（“意义和形象离开了关系”）
- 古时候言文一致么？“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
- 文章成为奇货：“文字难，文章难，这还都是原来的；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制的难，却还想它和大众有缘，怎么办得到。”
- 不识字的作家：“因为没有记录作品的东西，又很容易消灭，流布的范围也不能很广大，知道的人们也就很少了。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要这样的作品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这作家能写字，同时也还要读者们能识字以至能写字，一句话：将文字交给一切人。”
- 怎么交代？注音字母、罗马字拼法、新的“拉丁化”法
- 专化呢，普遍化呢？“在开首的启蒙时期，各地方各写它的土话，用不着顾到和别地方意思不相通。……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词汇，更加提炼，使他发达上去的，就是专化。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
- 不必恐慌：“倘要中国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须提倡大众语，大众文，而且书法更必须拉丁化。”
- 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象的愚蠢：“读书人常常看轻别人，以为较新，较难的字句，自己能懂，大众却不能懂，所以为大众计，是必须彻底扫荡的；说话作文，越俗，就越好。”
- 结尾：“话已经说得不少了。总之，单是话不行，要紧的是做。” 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这篇比较了两则新闻：一则是各界举行孔诞纪念会奏响当年孔子听得“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另一则是因为干旱居民互殴惨遭遇害。
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
其中君子小人应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换句话大概可以说成，不要高高在上，要体察民情，深入民众。
《中国语文的新生》
- 「华圉」为鲁迅写《门外杂谈》的署名
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话文的当时。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以眼还眼”》
这篇以对杜衡重读《凯撒传》写的文章《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的文章开始，
在这个剧里，莎氏描写了两个英雄——凯撒，和……勃鲁都斯。……还进一步创造了两位政治家（煽动家）——阴险而卑鄙的卡西乌斯，和表面上显得那么麻木而糊涂的安东尼。
但最后的胜利却属于安东尼，而“很明显地，安东尼底胜利是凭借了群众底力量。至说，群众是这个剧底无形的主脑，也不嫌太过
在这许多地方，莎氏是永不忘记把群众表现为一个力量的；不过，这力量只是一种盲目的暴力。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底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自然，我们不能贸然地肯定这是群众底本质，但是我们倘若说，这位伟大的剧作者是把群众这样看法的，大概不会有什么错误吧。
鲁迅评价道，“莎剧的确是伟大的，仅就杜衡先生所绍介的几点来看，它实在已经打破了文艺和政治无关的高论了。”他还分享了一位痛恨十月革命的先生与杜衡不同的读后感，
人往往愤慨着群众之不可靠。但其实，岂不是正有适用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来的正义的法则的事在这里吗？劈开底来看，群众原是轻蔑着彭贝，凯撒，安东尼，辛那之辈的，他们那一面，也轻蔑着群众。
群众，是英雄的大炮的食料，而英雄，从群众看来，不过是余兴。
《说“面子”》
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 长谷川如是闲说“盗泉”云：“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
对于“要面子”和“不要脸”之间的区别，鲁迅分享了一则笑话——人们以与某绅士攀谈为荣，而某小瘪三为了“有面子”把这绅士的一句“滚开去”视为与自己的对话。
《运命》
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
假如真有这一日，则和尚，道士，巫师，星相家，风水先生……的宝座，就都让给了科学家，我们也不必整年的见神见鬼了。
当科学无法解释的时候，迷信可能是人们最后的寄托。农业革命后的漫长时期，人们把羔羊、酒、糕点牺牲献祭给神灵，以换取神灵保佑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即便在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的今天，有些迷信或已成为传统。甚至对地球能够成降维打击的三体世界，其信徒也会虔诚地双手合十道一句“佛祖保佑”。
小时候，奶奶每逢初一十五吃斋念菩萨都要带上我们一起跪拜、爸妈每逢春节去求签拜佛也要捎上我，当时身处叛逆期，而且仗着在学校里了解的皮毛科学知识，终于发作耍脾气不去而且“批评”他们说这是迷信。长大后也渐渐明白，他们何尝不知道是迷信，只是在无能为力时，总要寻求一份寄托，所以后来也接受了每次出远门时他们塞进行李箱里的从庙里求来的福符。
《脸谱臆测》
伯鸿先生在《戏》周刊十一期（《中华日报》副刊）上，说起脸谱，承认了中国戏有时用象征的手法，“比如白表‘奸诈’，红表‘忠勇’，黑表‘威猛’，蓝表‘妖异’，金表‘神灵’之类，实与西洋的白表‘纯洁清净’，黑表‘悲哀’，红表‘热烈’，黄金色表‘光荣’和‘努力’”并无不同，这就是“色的象征”，虽然比较的单纯，低级。
鲁迅认为脸谱是因为古时候的戏台使得“看客非常散漫，表现倘不加重，他们就觉不到，看不清。这么一来，各类人物的脸谱，就不能不夸大化，漫画化”，但现在来看“是一种赘疣，无须扶持它的存在了”。
《随便翻翻》
“随便翻翻”是鲁迅当作消闲的一种读书方式，
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到得现在，还是如此，不用心，不费力，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书籍之后，觉得疲劳的时候，也拿这玩意来作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
一个直接的结果便是可以看很多书，
我也的确好像书看得很多，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
而且即便只是翻翻，他也仍能从中收获很多、感悟很多，比如翻陈年账簿能推出当时的物价水平。
对于憎厌的、和自己意见不同的、或者过时的书，也可以随便翻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好书不易得，他举了成吉思汗的例子，不同时期读过的书给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
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
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所以他建议“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
《拿破仑与隋那》
拿破仑的战绩，和我们什么相干呢，我们却总敬服他的英雄。甚而至于自己的祖宗做了蒙古人的奴隶，我们却还恭维成吉思；从现在的卐字眼睛看来，黄人已经是劣种了，我们却还夸耀希特拉。
而对于救活很多孩子的牛痘的发明者隋那 （Edward Jenner，1749—1823）,
虽然有些人大起来也还是去给英雄们做炮灰，但我们有谁记得这发明者隋那的名字呢？
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
- 左旋「卐」与右旋「卍」最早只是佛教符号，表吉祥，前者后来被纳粹使用。参考 百度百科
《答〈戏〉周刊编者信》
这篇是鲁迅对《阿 Q》剧本的几条意见，其中谈到自己写小说很少指明地点、人名、排行，“目的是在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
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
换句话说，就是“这剧本最好是不要专化，却使大家可以活用。”
《寄〈戏〉周刊编者信》
紧接前文，这篇则评论了阿 Q 的几张肖像。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国民党中很有些有权力者，是愿意共产的，他们那时争先恐后的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便是一个证据，因为中国的父母，孩子是他们第一等宝贵的人，他们决不至于使他们去练习做剿灭的材料。
立马联想到了蒋经国。但是，
权力者们好像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以为中国只管共产，但他们自己的权力却可以更大，财产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总不会比不共产还要坏。
所以一旦触碰到自己的利益，便眼里容不得沙子，
后来的情形证明了共产主义没有上帝那样的可以通融办理，于是才下了剿灭的决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宝贵的人，但自己究竟更宝贵。
而共产主义者，特别是学成归来的青年，
他们竟不知道现在在祖国等候他们的，却已经是绞架。
不过苦难并不能熄灭革命青年心中的那团烈火，
革命青年的血，却浇灌了革命文学的萌芽，在文学方面，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
为了对付革命文学，当局用上了文学的武器——所谓的“民族文学”。对于东三省的沦陷，“民族主义文学家也只好顺风转舵，改为对于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
民族主义文学家们的啼哭也从此收了场，他们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他们已经完成了送丧的任务。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样的，出去的时候，有杂乱的乐队，有唱歌似的哭声，但那目的是在将悲哀埋掉，不再记忆起来；目的一达，大家走散，再也不会成什么行列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文学并没有动摇，而且还“发达”起来。另一方面，又出现了非左非右的“第三种人”，“他们以为文学是永久的，政治的现象是暂时的，所以文学不能和政治相关，一相关，就失去它的永久性，中国将从此没有伟大的作品。”然而，
对于政府的禁止刊物，杀戮作家呢，他们不谈，因为这是属于政治的，一谈，就失去他们的作品的永久性了；况且禁压，或杀戮“中国文学的刽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种人”的永久的文学，伟大的作品的保护者。
同样地，革命文学也没有被这“第三种文学”击退。于是，当局开始了真的武器——压迫书店，“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译本。”其中被禁的外文文学作者就包括高尔基。
然而没有什么事情是永恒的，除了利益。于是，出版家们为了减少损失，“和官厅去商量，结果是免除了一部分”，而且还采取了似乎更缓和的方式，“付印之前，先将原稿审查，加以删改”，这样在不影响出版家资本家们的生意以及可以想见的与当局间的利益输送，又能达到混淆试听、蒙蔽民众的作用。
幸运的是，
文学界的阵线却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长久的，接着起来的又将是一场血腥的战斗。
《关于新文字》
有点惊讶鲁迅当时竟然提倡直接废除方块字，
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钱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
试图回到当时的背景，也不是不能理解，毕竟从西方学习的文化、技术的载体是拉丁字母，而且邻居日本也已经进行了文字改革。
《病后杂谈》
总是等到生病的时候才会感慨健康的时候不好好照顾身体，颇有点“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惆怅。纵观整个疫情时期，一直也没有非常不适的时候，然而上次打完新出的二价疫苗竟是三年来最难受的一次，全身酸痛、头痛欲裂、只好病恹恹地躺在床上昏睡，耳边便播放着当时正在热播的《三体》电视剧。大概每次生病都是在刷剧中度过的吧，多么好的一个给自己的放纵堕落的借口。去年刚来这边打羽毛球的时候，不小心崴到脚，但没有立即进行冷敷处理，而且当天没看出来，以为问题不大，还继续用伤腿行走，直到晚上才意识到不对，疼痛已经无法让两只脚同时放置在水平面上，只能一跛一跛地把重心完全转移到另一条腿上，第二天一觉醒来发觉已经肿得很大。在家修养期间，本来脚伤理应不会影响手脑的活动，但最终还是葛优躺式地刷剧。前几天使用烤箱时，一不小心烫到手指，虽然这次立马用流动的冷水冲洗，但是后面还是长起了水泡，其实非常小，丝毫不影响手指的活动，但是这几天也在强行给自己找借口在别人的故事中度过。
而令人敬仰的鲁迅先生在生病时，也不放弃阅读，
寻到了久不见面的《世说新语》之类一大堆，躺着来看，轻飘飘的毫不费力了，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动
更是不放弃思考，从读《蜀龟鉴》中对张献忠“剥皮揎草”的酷刑描写，感慨道，
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智识的。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
读完对身体的酷刑，他又翻开了思想上的文字狱虐政下的幸运儿之一——“禁书”《安龙逸史》。书的末尾，“有嘉业堂主人刘承干先生的跋文”，
他对于明季的遗老很有同情，对于清初的文祸也颇不满。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却满是前清遗老的口风；书是民国刻的，“儀”字还缺着末笔。……现在以明遗老之仇的满清的遗老自居，却又引明遗老为同调，只着重在“遗老”两个字，而毫不问遗于何族，遗在何时，这真可以说是“为遗老而遗老”，和现在文坛上的“为艺术而艺术”，成为一副绝好的对子了。
病床上先生的战斗力丝毫未减，
中国的士大夫，该化的时候，就未必决不化。……满洲的肃王的一箭，不但射死了张献忠，也感化了许多读书人，而且改变了“春秋笔法”了。
这些书令人气闷，他接着又看了《蜀碧》，
总可以说是够惨的书了，然而序文后面却刻着一位乐斋先生的批语道：“古穆有魏晋间人笔意。”这真是天大的本领！那死似的镇静，又将我的气闷打破了。
他认为这种本领“和‘君子远庖厨也’的法子是大两样的，因为这时是君子自己也亲到了庖厨里。”
有些事情，换一句话说就不大合式，所以君子憎恶俗人的“道破”。其实，“君子远庖厨也”就是自欺欺人的办法：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见牛的临死的觳觫，于是走开，等到烧成牛排，然后慢慢的来咀嚼。 撒一点小谎，可以解无聊，也可以消闷气；到后来，忘却了真，相信了谎。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来。
这其中的谎便包括铁铉二女献诗被赦的“佳话”。永乐惨杀建文的忠臣，其中
铁铉油炸，他的两个女儿则发付了教坊，叫她们做婊子。这更使士大夫不舒服，但有人说，后来二女献诗于原问官，被永乐所知，赦出，嫁给士人了。
这真是“曲终奏雅”，令人如释重负，觉得天皇毕竟圣明，好人也终于得救。她虽然做过官妓，然而究竟是一位能诗的才女，她父亲又是大忠臣，为夫的士人，当然也不算辱没。
然而“从杭世骏的《订讹类编》（续补卷上）里，这才确切的知道了这佳话的欺骗”，铁铉长女的诗其实是范昌期的《题老妓卷》
虽然他（杭世骏）败坏了口口相传的韵事。况且一则他也是一个认真的考证学者，二则我觉得凡是得到大杀风景的结果的考证，往往比表面说得好听，玩得有趣的东西近真。
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
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何曾缺席。耳边的故事总是扑朔迷离，难以分辨真假。“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
紧承上文，稍稍解释了为什么更加憎恨永乐。
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闲录》的影响的。
而且为了更严谨，鲁迅先生特补充了相关摘录，
那一本书，还是四十年前看的，对于永乐的憎恨虽然还在，书的内容却早已模模胡胡，所以在前几天写《病后杂谈》时，举不出一句永乐上谕的实例。……昨天在《安徽丛书》第三集中看见了清俞正燮（1775—1840）《癸巳类稿》的改定本，那《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里，却引有永乐皇帝的上谕
俞正燮记载清朝的解放惰民丐户，罢教坊，停女乐的故事中的结语引起鲁迅先生两点惊讶：
宽假奴隶的皇帝中，汉人居很少数。但我疑心俞正燮还是考之未详，例如金元，是并非厚待奴隶的，只因那时连中国的蓄奴的主人也成了奴隶，从征服者看来，并无高下，即所谓“一视同仁”，于是就好像对于先前的奴隶加以宽假了。 这自有历史以来的虐政，竟必待满洲的清才来廓清，使考史的儒生，为之拍案称快，自比于汉儒的“舒愤懑”——就是明末清初的才子们之所谓“不亦快哉！”
其中俞正燮对清朝的歌功颂德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
但是伤害已经铸就，
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通过与宋元版本的比照，便可窥见端倪，
嘉庆道光以来，珍重宋元版本的风气逐渐旺盛，也没有悟出乾隆皇帝的“圣虑”，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书籍很有些出版了，这就使那时的阴谋露了马脚。最初启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丛书》里的两部《茅亭客话》，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库本，同是一种书，而两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关于“华夷”的处所。
接着便讲了长毛的故事，
听人讲“本朝”的故事是常有的，文字狱的事情却一向没有听到过，乾隆皇帝南巡的盛事也很少有人讲述了，最多的是“打长毛”。我家里有一个年老的女工，她说长毛时候，她已经十多岁，长毛故事要算她对我讲得最多，但她并无邪正之分，只说最可怕的东西有三种，一种自然是“长毛”，一种是“短毛”，还有一种是“花绿头”。到得后来，我才明白后两种其实是官兵，但在愚民的经验上，是和长毛并无区别的。
以及辫子的故事，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
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
张勋复辟时带来的辫子的小风波曾在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生动荒诞地体现出来了，北京城的人们把本来剪掉的辫子换成了猪尾巴的辫子。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以豪杰称一时者多矣，而品节卓异之士，盖难得一
《〈集外集〉序》
与很多作家“悔其少作”相比，鲁迅并不感到后悔其早期的文章，
（婴儿）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当然是惹人发笑的，但自有婴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
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
最后说喜欢浪里白条张顺那样将对手拖进自己的领域，全面压制。
我佩服会用拖刀计的老将黄汉升，但我爱莽撞的不顾利害而终于被部下偷了头去的张翼德；我却又憎恶张翼德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去，淹得他两眼翻白。
《阿金》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论俗人应避雅人》
“雅人”与“俗人”并无二致，
所谓“雅人”，原不是一天雅到晚的，即使睡的是珠罗帐，吃的是香稻米，但那根本的睡觉和吃饭，和俗人究竟也没有什么大不同；就是肚子里盘算些挣钱固位之法，自然也不能绝无其事。但他的出众之处，是在有时又忽然能够“雅”。倘使揭穿了这谜底，便是所谓“杀风景”，也就是俗人，而且带累了雅人，使他雅不下去，“未能免俗”了。
与其忸怩做作地当一个“雅人”，或许不如成为一个真性情的“俗人”
大家都知道“贤者避世”，我以为现在的俗人却要避雅，这也是一种“明哲保身”。
《附记》
最后的《附记》中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当时投稿竟然也遭遇审查，而且看上去较今天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
《门外文谈》是用了“华圉”的笔名，向《自由谈》投稿的，每天登一节。但不知道为什么，第一节被删去了末一行，第十节开头又被删去了二百余字，现仍补足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写给《太白》的，登出来时，后半篇都不见了，我看这是“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的政绩。
《脸谱臆测》是写给《生生月刊》的，奉官谕：不准发表。
……
《阿金》是写给《漫画生活》的；然而不但不准登载，听说还送到南京中央宣传会里去了。
幸好底稿还在，能够恢复文章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