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事内

Posted on Dec 25,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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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政府不但影响“蛋糕”的分配，也参与“蛋糕”的生产，所以我们不可能脱离政府谈经济。

我们生活在这个机体中，我们的发展有赖于对这个机体的认知。

— 兰小欢《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疫情开始后，似乎对经济问题更为关注。不必说突然收到某域名数字货币的空投馅饼后欣喜若狂但最后研究价格曲线发现卖亏的怅然若失，也不必说经常点开知乎热榜上出现的经济新闻，比如现在仍历历在目的疫情爆发初期美国股市数次熔断激发网友创造力写出的五花八门的见证历史的段子，单是现在日常点开支付宝关注基金走向的患得患失，就足以表现越来越深陷其中。然而，却从未深入了解经济，特别是中国这个复杂社会中的经济，于是翻开了兰小欢的这本《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受益匪浅……

上篇 微观机制

第一章 地方政府的权力与事务

第一节 政府治理的特点

几个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特质特点

• 中央与地方政府
• 党和政府：这本书主题是经济发展，无须特别强调党政之分。
• 条块分割，多重领导
  • 四套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
• 上级领导与协调
• 官僚体系

第二节 外部性与规模经济

• 外部性：经济学概念。简单来说，人的行为影响到了别人。
  • 一件事情该不该由地方决定，可以从外部性的角度考虑。若只影响本地，则本地全权处理；若影响其他地方，上级该出面协调。
• 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边界
  • 国防支出几乎全部归中央负担，因为国防体系覆盖全体国民，不能遗漏任何一个省。而中小学教育受制于校舍和老师等条件，规模经济较小，主要覆盖当地人，所以硬件和教师支出大多归地方承担。
• 人口密度、地理与文化差异
  • 杭州下辖的淳安和建德两县，属于皖南的徽文化和徽语区，而其他县及杭州市区，则属于吴语区的太湖片。
• 行政交界地区的经济发展
  • 俗称三不管地带

第三节 复杂信息

• 信息与权力
  • 上级虽然名义上有最终决定权，拥有“形式权威”，但由于信息复杂、不易处理，下级实际上自主性很大，拥有“实际权威”。
• 信息获取与隐瞒

第四节 激励相容

• 激励相容：一方想做的事，另一方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做好。
• 垂直管理：专业性强、标准化高的部门，具体而明确的事务更多，更倾向于垂直化领导和管理。
  • 海关：主要受上级海关的垂直领导，所在地政府的影响力较小。符合激励相容原则：工作主要由系统内的上级安排，所以绩效也主要由上级评价。
• 地方管理

第五节 招商引资

• 地方政府是城市土地的所有者，为了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会把工业用地以非常优惠的价格转让给企业使用，并负责对土地进行一系列初期开发，比如七通一平（通电、通路、通暖、通气、给水、排水、通信，以及平整场地）

结语

• 事权划分三大原则：第二至第四节

第二章 财税与政府行为

• 事权必然要求相应的财力支持，否则事情就办不好。
  • “事权与财力匹配”（或者说，“事权与支出责任匹配”）这个原则争议不大
  • 但“事权与财权（收钱的权力）匹配”争议很大

第一节 分税制改革

• 财政包干 1985-1993：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是比较匹配的，这种“事权与财权匹配”的体制对经济发展影响很大，也造成很多不良后果
• 分税制改革 (1994) 与央地博弈
  • 三类税收：中央税（如关税）、地方税（如营业税）、共享税（如增值税）
  • 改革扭转了两个比重（中央预算收入占总收入、全国预算收入占 GDP）不断下滑的趋势
  • 改革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第二节 土地财政

• 招商引资与税收
  • 改革前，企业的大多数税收按隶属关系上缴，改革后则变成在所在地上缴，这自然会刺激地方政府招商引资。
• 初探土地财政
  •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
  • 土地财政不仅包括巨额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还包括与土地使用和开发有关的各种税收收入
• 税收、地租与地方政府竞争

第三节 纵向不平衡与横向不平衡

• 基层财政困难：财权层层上收，事权层层下压
  • 三农问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 2006.01.01，农业税彻底废止
• 地区间不平等
  • 中央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2009年改称“均衡性转移支付”，附加条件少，地方可自行决定用途）和专项转移支付（专款专用）

第三章 政府投融资与债务

第一节 城投公司与土地金融

• 土地真正的力量还不在于“土地财政”，而在以土地为抵押而撬动的银行信贷和其他各路资金。“土地财政”一旦嫁接了资本市场，加上了杠杆，就成了“土地金融”，能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推动经济飞速扩张，也造就了地方政府越滚越多的债务，依法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
• 地方融资平台
  • 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从银行贷款，2015年以前也不允许发行债券，所以政府想借钱投资，需成立专门的公司。大都为国有独资企业，一般统称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 成都“宽窄巷子”
• 工业园区开发
  • 苏州工业园区 vs 华夏幸福
  • 政府不能和企业直接分享税收，但可以购买企业服务，以产业发展服务费的名义来支付约定的分成。
•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模式：政府付费使用私营企业开发建设的基础设施（如产业园区）

第二节 地方政府债务

• 为政府开发融资：国家开发银行与城投债
• 地方债务与风险
• 地方债的治理与改革

第三节 招商引资中的地方官员

• 官员政绩与激励机制
• 腐败与反腐败

第四章 工业化中的政府角色

第一节 京东方与政府投资

• 高清液晶显示屏惊人的价格下跌背后是技术进步和国产替代
• 现代工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很强。显示面板行业一条生产线的投资动辄百亿，只有大量生产才能拉低平均成本。
  • 因此新企业的进入门槛极高，不仅投资额度大，还要面对先进入者已经累积的巨大成本和技术优势。
  • 若新企业成功实现大规模量产，不仅自身成本会降低，还会抢占旧企业的市场份额，削弱其规模经济，推高其生产成本，因此一定会遭遇旧企业的各种打压。
• 行政手段造成的扭曲往往只有行政力量才能破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一定该帮助国内企业进入某行业，关键还要看国内市场规模。
  • 在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国，政府若投资和补贴国内企业，这些企业无法利用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必须依赖出口，那政府的投入实际上是在补贴外国消费者。
• “东亚经济奇迹”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政府帮助本土企业进入复杂度很高的行业，充分利用其中的学习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迅速提升本土制造业的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第二节 光伏发展与政府补贴

• 十几年前的光伏，度电成本是煤电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若只靠市场和价格机制，没人会用光伏。但新能源的技术升级和成本下降，只有在大规模的生产和市场应用中才能逐步发生，不可能只依靠实验室。
• 新能源技术必须在没有竞争优势的时候就进入市场，只有两种方法
  • 对传统能源征收高额碳税或化石燃料税，增加其成本
  • 直接补贴新能源行业
• 就新能源行业而言，补贴了虽然不见得会成功，但没有补贴这个行业就不可能存在，也就谈不上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摆脱对补贴的依赖了。
• “东亚产业政策模式”的另一个特点：强调出口。当国内市场有限时，海外市场可以促进竞争，迫使企业创新。
•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会降低产业进入门槛，可能会带来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
  • 这是关于我国产业政策的讨论中经常被批评的弊端，光伏也是常被提及的反面教材。
  • 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就算没有政府干预，也是市场运行的常态。
• 重复投资并不总是坏事，至少两个正面作用
  • 提供就业，也为当地农民转变为工人提供了学习场所和途径
  • 加剧竞争。“山寨+价格战”，但成本创新和功能简化非常重要。
• 不管有没有政府扶持，要害都不是重复建设，而是保持竞争。
• 产业政策要有退出机制。两层含义
  • 政策本身要设计退出机制，比如光伏的“标杆电价”补贴
  • 低效企业破产退出的渠道要顺畅
• “破产难”一直是我国经济的顽疾
  • 债权银行不愿走破产程序，因为会暴露不良贷款，无法再掩盖风险
  • 地方政府也不愿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走破产程序，否则职工安置和民间借贷等一系列矛盾会公开化。

第三节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

• 美式的风险投资基金在移植和适应我国的政治经济土壤的过程中，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实现了嫁接，产生了政府产业引导基金。
• 私募基金：一群人把钱交给另一群人管理和投资，分享投资收益
  • 出钱的人叫“有限合伙人” (limited partner, LP)
  • 管理和投资的人叫“普通合伙人” (general partner, GP)
  • LP 把钱交给 GP 投资和运作，同时付给 GP 两种费用
    • 基本管理费：一般为投资总额的 2%，无论亏赚，每年都要交
    • 绩效提成 (行话为 carry)：若投资赚了钱，GP 要先偿还 LP 的本金和事先约定的基本收益 (一般为 8%) ，若还有多余利润，GP 可从中提成，一般为 20%
  • GP 投资对象可以是
    • 二级市场：上市公司公开交易的股票
    • 一级市场：未上市公司的股权
    • 一级半市场：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
  • 股份公司在注册时默认时永续经营的，但私募基金却有固定存续期，一般 7-10 年。在此期限内，基金要经历募资、投资、管理、退出 (募投管退) 等四个阶段，到期后必须按照合伙协议分钱和散伙
  • 国内最大的一类 LP 就是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其中
    • 既有中央政府的基金比如庞大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著名的“大基金”)
    • 也有地方政府的基金，比如深圳市引导基金及其管理机构深圳创新投资基团 (著名的“深创投”)
• 产业引导基金或投资基金有三个特点
  • 大多数引导基金不直接投资企业，而是做 LP，把钱交给市场化的私募基金的 GP 去投资企业。因为政府引导基金本身就是一支基金，投资对象又是各种私募基金，所以也被称为“基金中的基金”或“母基金” (funds of funds, FOF)
  • 借用市场力量去使用财政资金
  • 大多数引导基金的最终投向都是“战略新兴产业”，比如芯片和新能源汽车，而不允许投向基础设施和房地产。
• 从我国实践来看，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需要三个外部条件
  • 制度条件
  • 资本市场的发育要比较成熟
  • 产业条件
• 引导基金的困难
  • 财政资金保值增值目标与风险投资可能亏钱之间的矛盾
  • 财政资金的地域属性与资本无边界之间的矛盾
  • 资本市场：各种社会资本萎缩，引导基金独木难支
  • 激励机制：私募基金行业收入高，对人才要求也高。而引导基金的管理机构源自政府和国企，一般没有市场化的薪酬，吸引不了很多专业人才。

下篇 宏观现象

第五章 城市化与不平衡

• 中国特有的城市土地国有制度，为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创造了条件，将这笔隐匿的财富变成了启动城市化的巨大资本，但也让地方财源高度依赖土地价值，依赖房地产和房价。

第一节 房价与居民债务

• 地区房价差异的主要原因时供需失衡。
• 房地产常被称作“经济周期之母”，根源在于其内在的供需矛盾
  • 一方面，银行可以通过按揭创造几乎无限的新购买力
  • 另一方面，不可再生的城市土地供给却有限
• 中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房子，美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金融资产。这个重大的差别可以帮助理解两国的一些基本政策，比如中国对房市的重视以及美国对股市的重视。
• 房价上涨不仅会增加按揭债务负担，还会拉大贫富差距，进而刺激低收入人群举债消费，这一现象被称为消费下渗 (trickle-down consumption)

第二节 不平衡与要素市场改革

• 要想平衡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关键是要平衡人均差距而不是规模差距。关键是让劳动力自由流动。
• 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缓解压力的根本之道是增加供给，而不是限制需求。
• 土地流转与户籍改革
  • 要想增加城市土地供应，最直接的方法是让市区和近郊的集体建设用地参与流转。
  • 2020 年 4 月《意见》强调“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第三节 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

• 收入差距
• 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
  • 经济增速
    • 增速下降首先冲击的是穷人收入
    • 隧道效应 (tunnel effect): 形容隧道中两条车道一动一静时，静的那条的焦虑和难耐。
  • 人群的相似性：
    • 改革开放前后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经历都比较相似
    • 但如果贫富差距参杂人种、肤色、种姓等因素，人们感受会不一样。比如美国黑人的贫困
  • 家庭观念
• 库兹涅茨曲线：宣称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随着经济增长先上升而后下降
  • 这条在20世纪50年代声名大噪的曲线不过是一些欧美国家在“二战”前后那段特殊时期中的特例。一旦时间拉长、样本扩大，会呈现不断起起起浮浮的波浪形，而非倒 U 形。

结语

• 我国城市化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1994年之前，乡镇企业崛起，农民离土不离乡，城市化速度不快
  •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乡镇企业式微，农民工进城大潮形成
  • 党的十八大以后，城市化的重心逐步从“土地”向“人”转移。

第六章 债务与风险

第一节 债务与经济衰退

• 债务危机往往来势汹汹，暴发和蔓延速度很快
  • 负债率高的经济中，资产价格的下跌往往迅猛。若债务太重，收入不够还本，甚至不够还息，就只能变卖资产，抛售的人多了，资产价格就会跳水。
  • 资产价格下跌会引起信贷收缩，导致资金链断裂。借债往往需要抵押物（如房产和煤矿），若抵押物价值跳水，债权人（通常时银行）坏账就会飙升，不得不大幅缩减甚至干脆中止新增信贷，导致债务人借不到钱，资金链断裂，业务难以为继。
• 债务累积或“加杠杆”的过程，就是人与人之间商业往来增加的过程，会推动经济繁荣。而债务紧缩或“去杠杆”也就是商业活动减少的过程，会带来经济衰退。
• 债务带来的经济衰退还会加剧不平等，因为债务危机对穷人和富人的打击高度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源于债的特性，即法律优先保护债权人的索赔权，而欠债的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即使破产也要清算偿债。

第二节 债台为何高筑：欧美的教训

• 债务源于人性：总想尽早满足欲望，又对未来盲目乐观，借钱时总觉得将来能还上。
• 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始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
  • 布雷顿森林体系：各国货币以固定比例与美元挂钩，美元则以固定比例与黄金挂钩。要维持这一固定汇率体系，各国都需要充足的外汇储备去干预市场，防止汇率波动。
  • 1980 - 2010 年，全球发生了 153 次银行危机，平均每年 5 次。
  •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1945 - 1970 年，全球总共才发生了 2 次银行危机。
• 金融风险的核心是银行，历次金融危机几乎都伴随着银行危机。四个原因：
  • 银行规模大、杠杆高。美国银行业资产规模 1950 年只占 GDP 的六成，而到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已经超过 GDP，且银行自有资本占资产规模的比重下降了 5% 左右。换句话说，美国银行业在用 5 块钱的本钱做着 100 块钱的生意，平均杠杆率达到了 20 倍。
  • 银行借进来的钱很多是短期的（比如活期存款），但贷出去的钱却大都是长期的（比如企业贷款），这种负债和资产的期限不匹配会带来流动性风险。
  • 银行信贷大都和房地产有关，常常与土地和房产价值一同起落，放大经济波动。平均来看，欧美主要国家的银行信贷中将近 6 成都是按揭或不动产行业贷款。土地价值顺着经济周期起落，繁荣时上涨，衰退时下跌。而以土地为抵押物的银行信贷也顺着土地价值起落。所以银行很少雪中送炭，却常常晴天送伞。
  • 银行风险会传导到其他金融部门。比如银行可以把各种按揭贷款打包成一个证券组合，卖给其他金融机构。这种业务挫伤了银行信贷分析的积极性。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很多按揭贷款质量很差，借款人根本没能力还钱，所以也称为“次贷危机”。
• 国际不平衡
  • 中国等东亚国家借钱给美国，与贸易不平衡有关。2018年，中美双边贸易顺差约 4000 亿美元，也就是美国需要从全世界借入 4000 亿美元来为它从中国额外的进口买单，其中最主要的债主就是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
  • 借钱给美国的还有欧洲，后者受美国金融危机冲击最大、损失也最大。美国各种金融“毒资产”的最大海外持有者并不在亚洲，而在欧洲。
  • 东亚借钱给美国与贸易不平衡有关，资金主要是单向流动。而欧洲和美国的贸易基本平衡，资金主要是双向流动：欧洲借钱给美国，美国也借钱给欧洲。这种资本流动总量虽巨大，但双向抵销后的净流量却不大。
• 国际资本流入美国，也有美国自身的原因，否则为什么不流入其他国家？
  • 美元时全世界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也是最重要的投资标的，受到全球资金的追捧，所以美国可以用很低的利率从全球借钱。
  • 大量资本净流入美国，会加剧美国贸易逆差，因为外国人手里的美元也不是自己印出来的，而是把商品和服务卖给美国换来的。
  • 特里芬悖论：为保持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的对外贸易可能需要常年保持逆差，以向世界提供更多美元（？？¹）。但持续的逆差会累积债务，最终威胁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
  • 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如果全部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富人就会有大量的闲置资金可以借贷，而大部分穷人则需要借钱生存，债务总量就会增加。【例子：假如一个国家只有两个人，每人需要消费 50 元才能活下去。若总产出 100 元被二人平分，那总消费就等于产出，既没有储蓄也没有负债。但若甲分得 100 元而乙分得 0 元，那甲就花 50 元存 50 元，乙就需要借 50 元，这个国家的储蓄率和负债率就都变成了 50%。】
•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过去 40 年国内贫富差距的扩大都伴随着国内债务水平的上升。
  • 大部分银行并没有把社会闲散资金导向实体企业，变成生产性投资，而是充当了富人借钱给穷人买房的中介。这种金融服务的扩张，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加大了风险。这是金融资源“脱实向虚”的现象。
• 实体企业投资需求不足，原因在于
  • 大公司把投资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制造业整体外迁。同时，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机器变得越来越智能化，需要运用大量软件和服务，而设备本身的相对价值越来越低。所以大量投资进入了所谓的无形资产和服务业，而服务业更依赖于人的集聚，也就推升了对特定地段的住房和社交空间（即各类商业地产）的需求。
  • 发达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性在减弱：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大企业越变越大。美国各行业往往投资下降和生产率降低。
  • 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常年的宽松货币政策让短期利率也变得极低，大企业便借机利用融资优势大肆购并小企业，进一步增加了行业集中度，降低了竞争。低利率环境也把大量追逐回报的资金推入了股市，推高了股价。而美国最富的 10% 的人掌握着 90% 的股市资产，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第三节 中国的债务与风险

• 我国债务迅速上涨的势头始于 2008 年。金融危机打击了我国的出口，中央立即出台了财政刺激计划，同时放宽了许多金融管制以及对地方政府的投融资限制。
•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外债水平很低，债务基本上都是以人民币计价的内债
  • 不太可能出现国际上常见的外债危机，如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和阿根廷债务危机
  • 2019 年末外债余额占 GDP 14%（国际公认安全线为 20%），外汇储备时短期外债的 2.6 倍（国际公认安全线时 1 倍）
• 企业债务：我国居民债务负担接近发达国家，政府债务负担低于发达国家，但企业债务负担远高于发达国家
  •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的债务，资金主要投向基础设施，项目回报率很低
  • “国进民退”现象：国有企业规模快速扩张，但效率比私营企业低，多占用的资金没有转化成同比例的新增收入，推升了整体债务负担
  • 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问题
  • 总体来看，我国企业债务负担较重，应对风险的能力受限。
• 银行风险：中国的债权人主要是银行，不仅发放贷款，也持有大多数债券
  • 影子银行：类似银行的信贷业务，却不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不受银行监管规则的约束。如银信合作，银行卖给老百姓一个理财产品，再把筹来的钱委托给信托公司，让信托公司把钱借给房企。发行的理财产品不算银行储蓄，委托给信托公司的投资不算银行贷款，所以这笔“表外业务”绕开了对银行的监管。

第四节 化解债务风险

• 任何国家的债务问题，解决方案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 偿还已有债务
  • 遏制滋生债务的政治、经济环境
• 偿还债务
  • 还债让债务人不好过，赖账让债权人不好过。所以偿债过程很痛苦，还有可能陷入经济衰退。
  • 相比之下，增发货币也能缓解债务负担，似乎还不那么痛苦，因为没有明显的利益受损方，实施起来阻力小
• 增发货币的方式
  • 以增发货币来降低利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主流做法）
  • 量化宽松：央行增发货币来买入各类资产（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主流做法）危机中，很多人变卖资产偿债，资产市价大跌，央行出手买入，可以托住资产价格，同时为经济注入流动性，让大家有钱还债，缓解债务压力。
    • 从记账角度看，增发的货币算央行负债，所以量化宽松是把其他部门的负债转移到了央行身上，央行自身的资产负债规模会迅速膨胀。但只要这些债务以本国货币计价，理论上央行可以无限印钱
    • 不一定推高通货膨胀，因为其他经济部门受债务所困，有了钱都在还债，没有增加支出，也就没给物价造成压力。欧美日在 2008 危机之后都搞了大规模量化宽松，都没有出现通货膨胀。
    • 主要问题是难以把增发的货币转到穷人手中，因此难以刺激消费支出，还会拉大贫富差距。
  • 债务货币化：政府加大财政支出去刺激经济，由财政部发债融资，央行直接印钱买过来，无需其他金融机构参与也无需支付利息，这便是所谓“赤字货币化”。
    •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前两类增发货币的方式基本已经做到了尽头，而经济麻烦依然不断，新冠肺炎疫情雪上加霜，所以近两年对“赤字货币化”这种激进政策的讨论异常热烈，支持这种做法的“现代货币理论” (Modern Monetary Theory) 也进入了大众视野。
    • 核心是用无利率的货币替代有利率的债务，以政府预算收支的数量替代金融市场的价格（即利率）来调节经济资源配置。
    • 从历史上看，大搞“赤字货币化”的国家普遍没有好下场，会引发物价飞涨的恶性通货膨胀，损害货币和国家信用，陷经济于混乱。
    • “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历史上那些恶性通货膨胀的根源不在货币，而在于当时恶劣的外部环境（如动态和战争）摧毁了产能，削弱了政府，若产能和政府都正常，就可以通过货币化赤字来提振经济。
    • 但这回到了根本问题：若产能和政府都正常，怎么会陷入需要货币化赤字的困境？背后的根本原因能否靠货币化赤字化解？财政花钱要花在哪里？谁该收益谁该受损？
    • 国民党政府曾经搞过赤字化，彻底搞垮了货币经济。
• 我国目前货币政策比较谨慎，国务院和央行都数次明确表态不搞“大水漫灌”，“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主要原因可能有二：
  • 政府不愿看到宽松的货币政策再次推高房价，“房住不炒”是个底线原则。
  • 货币政策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债务负担背后的经济增速放缓问题，因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
• 遏制新增债务
  • 基本原则：限制房价上涨，限制“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限制政府担保和国有企业过度借贷
  • 但困难在于，就算搞清楚了原因，也不一定就能处理好后果，因为“因”毕竟是过去的“因”，但“果”却是现在的“果”。
  • 反过来看，当年种下的“因”，也有当年的道理。虽然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不少声音认为“4万亿”计划用力过猛，但历史不能假设。
  • 政府通过或明或暗的担保来帮助企业借款，不一定总是坏事。在经济发展早期，有很多潜在收益很高的项目，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制度不规范，不确定性很强，很难吸引足够的投资。政府担保让这些项目得以进行。但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粗放式投资就能带来高收益的项目减少，融资需求逐渐多元化，若此时政府仍过多干预，难免把资金导入低效率的企业，造成过剩产能，挤占其他企业的发展空间。投资效益越来越低，对经济的拉动效果也越来越弱，债务负担和偿债风险就越来越高。
  • 总的来说，我国的债务问题是以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体系的产物。2008 年以后，净出口对 GDP 的拉动作用减弱。无论是基建还是房地产投资，都由掌握土地和银行系统的政府所驱动，由此产生的诸多债务，本质上都是对政府信用的回应。所形成的债务风险，虽然表现为债主银行的风险，但最终依然是政府风险。最近几年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推行的一系列重大经济金融改革，确实有效遏制了新增债务的增长，但是高度依赖负债和投资的发展模式还没有完成转型，因此限制债务虽限制了这种模式的运转，但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更有效率的模式，于是经济增速下滑。
  • 限制债务增长的另一项根本性措施是资本市场改革，改变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拓展直接融资渠道，既降低债务负担，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与债权相比，股权的约束力更强。一来股东风险共担，共赚共赔；二来股权可以转让，股价可以约束公司行为。同样是借债，债券的约束力也比银行贷款强，因为债券也可以转让。
    • 资本市场的改革进展相对缓慢。融资体系和投资体系是一体两面：谁来做投资决策，谁就该承担投资风险，融资体系也就应该把资源和风险向谁集中。因此政府和国企主导投资与国有银行主导融资相辅相成，符合经济逻辑。
    • 想要构建降低政府和银行风险的直接融资体系，需要改变投资主体，权力下放给市场。但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资本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华尔街的奇迹和灾祸都不少。
    • 在我国将来的金融体系中，间接和直接融资各占多少比重，都还是未知数。
• 我国债务风险的本质不是金融投机的风险，而是财政和资源分配机制的风险。
  • 债务负担在这十年间迅速上升，主要是因为这一机制已经无法持续拉动 GDP 增长。
  • 无论是实际生产率的增长还是通货膨胀速度，都赶不上信贷或债务增长的速度，所以宏观上就造就了高投资挤压消费，部分工业产能过剩和部分地区房地产投资过剩，同时伴随着腐败和行政效率降低。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无法持续。
  • 近几年的改革力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尤其是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配置中起更大作用。

结语

• “4 万亿”计划稳定了我国和世界经济，但同时也加剧了债务负担和产能过剩。
• 三个角度理解产能过剩
  • 生产效率下降
    • 宏观表现为 GDP 增速放缓，低于债务增速，所以宏观债务负担加重。
    • 微观表现为地方政府过度投资、不断为一些“僵尸企业”输血，扭曲了资源配置，加重了政府和企业的债务负担
  • 国际失衡
    • 地方政府重视投资、生产和企业税收，相对忽视消费、民生和居民收入，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分配体制偏向资本，劳动收入偏低，所以消费不足，必须向国外输出剩余产能。我国体量巨大，所以对国际经济体系冲击巨大，贸易冲突由此而来。
  • 产业升级
    • 我国制造业竞争激励，价格和成本不断降低，不仅冲击了外国的中低端制造业，也冲击了本国同行。要想在国内市场上存活和保持优势，头部企业必须不断创新，进入附加值更高的环节。

第七章 国内国际失衡

• 经济崛起的巨大成功背后，也隐藏着两重问题
  • 内部经济结构失衡：重生产、重投资，相对轻民生、轻消费，导致与巨大的产能相比，国内消费不足，而消化不了的产品只能对外输出。
  • 国外需求的不稳定和贸易冲突。
• 2020 年中央提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第一节 低消费与产能过剩

• 居民高储蓄
  • 国家间储蓄率的差异，可以用文化、习惯甚至语言和潜意识来解释
  • 但近些年我国储蓄率的起起落落还需要分析经济环境。目前主流解释是计划生育、政府民生支出不足、房价上涨三者的共同作用。
• 居民收入份额低
  • 从收入角度看，国民经济分配中居民占比下降，政府和企业的占比就比如上升。同理，从支出角度看，居民消费占比下降，政府和企业支出占比就会上升，这些支出绝大多数用于了投资。换句话说，居民收入转移到了政府和企业手中，变成了公路和高铁等基础设施、厂房和机器设备等，而老百姓汽车和家电等消费品占比则相对降低。
  • 总支出中还有一块是外国人的支出，也就是我国的出口。居民消费支出占比下降，不仅对应着投资占比上升，也对应着出口占比上升。
  •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拉动我国 GDP 增长的主力是投资和出口，而国内消费则相对不振。
• 从经济增长角度看，资本占比上升意味着人均资本数量增加，这是提高生产率和实现工业化的必经阶段。
  • 我国几十年内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必然要经历资本积累阶段。
  • 除了人民吃苦耐劳之外，各种制度也在加快资本积累。比如计划经济时期的粮食“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都是把剩余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
  • 在经济发展初期，将更多资源从居民消费转为资本积累，变成基础设施和工厂，可以有效推动经济起飞和产业转型，提高生产率和收入。而且起步时百废待兴，基础设施和工业水平非常落后，绝大多数投资都有用，都有回报。
  • 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种方式就不可持续，会存在四个问题
    • 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已经比较完善，投资什么都有用的时代过去了，投资难度加大，因此投资决策和调配资源的体制需要改变，地方政府主导投资的局面需要改变。
    • 由于老百姓收入和消费不足，无法消化投资形成的产能，很多投资不能变成有效的收入，都浪费掉了，所以债务负担越积越重，带来了一系列风险。
    •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资本收入份额上升，会扩大贫富差距。因为与劳动相比，资本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 由于消费不足和投资过剩，过剩产能必须向国外输出，而由于我国体量巨大，输出产能会加重全球贸易失衡，引发贸易冲突。
• 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份额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对应着企业留存收入份额（“企业储蓄”）的上升。
  • 要想增加居民收入，就要把这些企业留存资源转给居民。
  • 2017 年，国务院提出将国有企业（中央和地方）包括金融机构的股权划归社保基金。
• 产能过剩、债务风险、外部失衡
  • GDP 由三大部分组成：消费、投资、净出口（出口减进口）
  • 我国加入 WTO 之后，投资和净出口占比猛增，消费占比自然锐减。这种经济结构比较脆弱，不可持续。
  • 国内和国际是一体两面，国内失衡会导致国际失衡，而国际失衡反过来也可以导致国内失衡。
  • 人们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从宏观角度看，对外贸易失衡也是内部结构失衡的延续。

第二节 中美贸易失衡

• 20 世纪 90 年代的失衡情况不严重，约占全球 GDP 的 0.5% 以内。从 21 世纪初开始失衡加剧，在全球金融危机前达到顶峰，约占全球 GDP 的 1.5%-2%。危机后，失衡情况有所缓解，下降到全球 GDP 的 1% 以内。
• 全球经常账户的逆差基本全部由美国构成，而顺差大都由中国、欧洲和中东构成。
• 金融危机后，美国消费支出降低，同时美国国内的页岩油气革命彻底改变了其天然气和石油依赖进口的局面，而转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油气生产国和出口国，油气的国际价格因此大跌，既降低了美国国际收支的逆差，也降低了中东地区国际收支的顺差。 2017 年，中国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原油最大的进口国。
• 美国每年进口都大于出口，相当于不断从国外“借入”资源，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但这些外债几乎都以美元计价，原则上美国总可以“印美元还债”，不会违约。这是一种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实实在在的“挥霍的特权” (exorbitant privilege)：只要全世界还信任美元的价值，美国就可以源源不断地用美元去换取他国实际的产品和资源。
• 就业与政治冲击
  • 在中美贸易冲突中，美国政客和媒体最常提起的话题之一就是“中国制造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工作”。
  • 但这是典型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表现。
  • 然而在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爆发的年代，讲道理没人听。
• 技术冲击
  • 中国制造业崛起和中美贸易对美国的就业冲击其实不重要。相比之下，对美国的技术冲击和挑战更加实实在在，这也是中美贸易冲突和美国技术遏制可能会长期化的根本原因。
  • 对科技前沿的国家来说，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一般从科学研究和实验室开始，再到技术应用和专利阶段，然后再到大规模工业量产。但对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多时候顺序是反过来的：先从制造环节入手，边干边学，积累技术和经验，然后再慢慢根据自身需要改进技术，创造一些专利。
  • 假如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最强的科创中心渐行渐远的话，对双方乃至全世界都会是很大的损失。
    • 我国在基础科研质量、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美国要想在全球再找一个巨大的市场，也是天方夜谭。没有了市场，美国公司持续不断的高额研发支出很难持续，也就难以长久维持技术优势。
    • 技术高压虽然困难让我国企业在短期内受挫，但很多相对落后的国产技术也因此获得了市场机会，可能提高市场份额和收入，进而增大研发力度，进入“市场——研发——迭代——更大市场”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国产替代。但前提是我国国内市场确实能继续壮大，国民消费能继续提升，能真正支撑起“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模式。

第三节 再平衡与国内大循环

• 2020 年，发展战略上的转型，“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 关键是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
  • 要继续推荐城市化，让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聚
  • 要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就要把更多资源从政府和企业手中转移出来，分配给居民
  • 要扩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发展各种直接融资渠道，让更多人有机会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

结语

• 我国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有三大特点
  • 城市化过程中的“重土地、轻人”
  • 招商引资竞争中“重规模、重扩张”
  • 经济结构上“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本章】
    • 优点：能快速扩大投资和对外贸易，利用全球化的契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
    • 缺点：经济结构失衡
• 落后的工业国在崛起过程中与先进国之间的种种冲突，历史上是常态。落后国家的崛起，两大特征
  • 对先进国的高效模仿和学习
  • 结合本土实际，带有本国特色，发展路径与先进国有诸多不同之处。
• 未来不可知，对中国经济的观察者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培养出一种“发展”的观念。
  • 理解发展目的不等于发展过程，发达国家目前的做法不一定能解决我们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 情况在不断变化，我们过去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发展模式也不可能一直有效。

第八章 总结：政府与经济发展

• 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现实之间，常常存在着鸿沟
• 经济学家艾伦·布林德“经济政策的墨菲定律”：在经济学家理解最透、共识最大的问题上，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小；在经济学家理解最浅、分歧最大的问题上，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大。

第一节 地区间竞争

• 经济发展的核心原则：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使用效率，尽量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 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改变当时工业过于集中、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的局面
• “官场+市场”的竞争体制。官员或政府间的竞争，核心差别有三
  • 缺乏真正的淘汰机制
  • 绝大多数市场竞争是“正和博弈”，有合作共赢、共同做大蛋糕的可能，但官员升迁是“零和博弈”
  • 市场和公司间的竞争一般是长期竞争，延续性很强。

第二节 政府的发展与转型

• 社会发展是个整体，不仅包括企业和市场的发展，也包括政府的发展，相辅相成。“瓦格纳法则”：国家越富裕，政府在国民经济重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而不是越小。
• 经济富裕、社会安定、政府得力是国家繁荣的三大支柱，缺一不可。
  • 虽然经济理论和所谓“华盛顿共识”都将产权保护视作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但在现实中，保护产权的能力只能在经济和政府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提升。
• 任何国家，正式法律体系之外还存在大量政府管制。
  • 有效的政府管制同样需要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
  • 有效的政府必须要有足够的收入。可收税从来都不容易，征税和稽查能力也需要长期建设，不断完善。
  • 个人所得税不易征收，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税制大都与发达国家不同。
    • 我国第一大税种是增值税，2019年占全国税入的 40%。增值税的征收难度要小得多。一来有发票作为凭证，二来买家和卖家利益不一致，可以互相监督。
    • 第二大是公司所得税，占 24%
    • 个人所得税只占不到 7%
• 在经济发展早期，市场不完善甚至缺失，政府能力于是成了市场能力的补充或替代。
  • 但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干预都能成功。对“幼稚产业”的保护难以“断奶”，形成了寻租的利益集团和低效的垄断，拖累了经济发展。
  • 但这种模式不能一成不变，过去的成功经验不见得能适应当下和未来的需要。
  • 政府能力，不仅包括获取资源的能力，也包括政府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调整自身角色和作用方式的能力。
•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机制已经相对成熟，法治的基础设施也已经建立，民间的各种市场主体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源，市场经济的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
  • 此时若仍将资源继续向政府和国企集中，效率就会大打折扣。
  • 投资、融资、生产都需要更加分散化的决策。
  • 生产型政府需要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 要调整经济结构失衡，关键是将更多资源从政府和国企转到居民手中，在降低政府投资支出的同时加大其民生支出。
  • 城市化是个不可逆的过程。要加大教育、医疗、住房等支出，让人在城市中安居乐业。
  • 加大民生支出，也是顺应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
    • 随着工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工业会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创造就业地能力会减弱，这个过程很难逆转。所以大多数就业都要依靠服务业地发展，而后者离不开城市化和人口密度。
    • 如果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生产投资型政府”就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 扩大民生支出地瓶颈是地方政府的收入。
    • 中国目前缺乏属于地方的主体税种。要想扩大民生支出，可能需要改革税制，将税入向地方倾斜。
    • 目前讨论的热点方向是开征房产税。

第三节 发展目标与发展过程

• 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一套研究市场和价格机制运行的理论。
  • 在很多核心议题上，这套理论并不考虑“国别”，抽象掉了政治、社会、历史等重要因素。
  • 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核心议题并不是良好的市场机制如何运行，而是如何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 因此，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资源动员和配置方式，肯定与发达国家不同。
• 经济发展的核心是提高生产率。
  • 对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来说，提高生产率的关键是不断探索和创新。其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一套分散化的决策体系，其中的竞争和价格机制是一套分散化的决策体系，其中的竞争和价格机制有利于不断“试错”和筛选胜者。
  • 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提高生产率的关键不是探索未知和创新，而是学习已知的技术和管理模式，将更多资源尽快组织和投入到学习过程中，以提高学习效率。
  • 后进国家虽然有模仿和学习先进国家技术的“后发优势”，但其“组织学习模式”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当技术和生产率提高到一定水平之后，旧有的模式若不能转型为“探索创新模式”，就可能会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后发优势”可能变成“后发劣势”。
• 各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决定了可行的经济发展政策的边界。在我国，可行的政策空间和演变路径受三大制度约束：
  • 农村集体所有制
  • 城市土地公有制
  • 户籍制度
• 可行的经济政策是各种利益妥协的结果，背后是各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议程。不仅激励相容的机制重要，文化的制约也重要
  • 精英俘获 (elite capture)：地方政治精英被地方利益集团俘获。
  • 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冲突。支持自由贸易的概念和理论，但往往也突破不了现实利益的枷锁。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能让国家整体得益。但整体得益不等于让每个人都得益。
• 与主要研究成熟市场的新古典经济学相比，研究发展过程的经济学还包括两大特殊议题
  • 发展顺序：重点是“结构”
  • 发展节奏：重点是“稳定”或“渐进性”。
• 经济发展必然要改变旧有的生活方式，重新分配利益，所以必然伴随着矛盾和冲突。政府的关键作用之一，就是调控改变速度的快慢。
  • 稳定的改革过程要留下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去缓冲。这种“渐进性改革”中的各种缓冲机制，往往会拖低效率，所以常常被解读为“扭曲”和“资源错配”。但任何成功的转型过程都离不开缓冲机制。

结语

• 经济学是对经济现象的解读。现象复杂多变，偶然因素非常重要，过往并非必然，未来也不能确定。
• 经济学的主要作用是发现和提出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和产生。学术的这一“提问”作用不应被夸大，也不应被贬低。
• 无论是理论家还是实践者，“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都是不会过时的精神。